郁达夫之子郁飞之命运

郁达夫之子郁飞之命运

　　一般历史上对于郁达夫先生之死多有揣测，比如“百度知道”一段如下：

　　1938年12月至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写了大量政论、短评和诗词。1942年，日军进逼新加坡，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化名赵廉。1945年在苏门答腊失踪，关于其死亡的推测最早出于胡愈之的文章，胡文中推测郁达夫是为日本宪兵所杀害。建国后此一推论基本被延续下来，在1985年郁达夫的纪念会上，日本学者玲木正夫提出郁达夫系由日本宪兵掐死在森林里的观点，但是其对“凶手”却用英文字母表示，似嫌证据不足。此外还流传着其他的看法，如郁达夫系由印尼游击队杀害（郁达夫曾当过日本宪兵队的翻译）。故现在在学术界郁达夫只能谨慎地称为是失踪，而不能武断地认为其为日本宪兵杀害……

　　一次偶读某先辈尚未公开之回忆文章，见有郁达夫先生之子郁飞在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因郁达夫先生死亡之谜而惨遭政治牵连，受到旷世未闻之迫害的部分记录，深感史料价值珍贵，特按原意复述在下以供关心中国近代史的朋友们分享。

　　郁飞是郁达夫先生和王映霞女士所生长子。1943年3月，郁达夫与王映霞女士因感情纠葛协议离婚，儿子郁飞由父亲抚养。王映霞孤身回国，此时郁达夫深情写诗《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两首》以抒心志：“自剔银灯照酒卮，旗亭风月惹相思；忍抛白首盟山约，来谱黄山小玉词。南国固多红豆子，沈园差似习家池；山公大醉高阳夜，可是伤春为柳枝。”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变可说是好合好散。这从1983年7月14日，王映霞写的《阔别星洲四十年》中可窥见一斑，其中一句：“人生的恩恩怨怨变成为深深的怀念……”是在半个世纪之后的冷静表述。读来叫人不禁憾惜。

　　却说郁达夫与王映霞婚变后，郁达夫携子郁飞去了新加坡办报抗日。日军入侵东南亚后，郁达夫身陷菲律宾一叫巴耶公务的市镇，化名经商为掩护。因生活不便，适逢胡愈之先生回国，便将刚14岁的郁飞带回了重庆，并供给他读书，抚养成人。

　　再说郁达夫于新加坡两年之后的1945年“神秘死亡”。而这段所谓史实一般都以八卦消息为参照认为郁达夫为日本人做了翻译，便是汉奸无疑。却实际上稍做考证就会知道当时的日本人根本不知道郁达夫的真实身份。而据我这位先辈所记录郁达夫的死是因为日本人后来知道了他的身份后才把他杀害的。而此期间郁达夫也并未“做过伤害中国人的事情。”

　　然而，就是郁达夫的“辨不清的死亡原因”导致了他的后代郁飞在半个世纪中倍遭政治迫害的后果。

　　解放后，郁飞参加了中共的新闻队伍，任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1957年大鸣大放中，正逢郁飞出差在外，因此没有机会发表任何“鸣放言论”而躲过一难。而在第二年的复查“反右派斗争”时，从上级来的指示是“新华社新疆分社所定性的右派人数未达规定指标”，故要求补定一个。恰在此时，有一位郁达夫先生的生前好友，中国驻菲律宾大使王任叔揭发了郁达夫为日本宪兵队当过翻译的事情，却并没有说清楚后来日军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就把他杀害了的事实。郁达夫因此被戴上“汉奸”的帽子。新疆新华社大约因为这个原因，就把郁飞强行补划进了“右派分子”队列，

　　郁飞后来被送去“劳动教养”。劳教期间又由于郁飞“不认罪”。为什么不认罪？因为他没有鸣放，无罪可认。

　　再后来，上级允许经过劳教的“右派分子”自谋职业。郁飞就借此到了北京，试图自行谋职。他先是想到了郭沫若，又听人说郭沫若六亲不认，就改变了主意，未再去找。后来想找曾抚养过他的胡愈之，不巧的是胡愈之出外视察不在北京，暂时不能回来。郁飞眼看手头拮据，已无力再等胡愈之返京，就想到找一位在印度驻华使馆工作的一秘（曾是他在新加坡的同学），争取点资助。郁飞就去了印度驻华大使馆门前，他向站岗的中国士兵说明来意后，那个士兵用手一指：“你到那个房间登记，就可以见你的同学。”

　　郁飞就去了那个房间，但当他一走进那房间的时候，立刻就被暗藏在屋子里的士兵强行戴上手铐，实施了秘密绑架。

　　此次不为人知的绑架行动理由是郁飞“企图叛国”。于是，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又变成了没有“叛国意图和行为”的“叛国犯”，开始接受更加严酷的“强劳”改造。

　　郁飞的被迫害长达18年之久。先是在宁夏，后迁至浙江，直到文革后才得到平反。就此渡过了一个人的整整一生。

　　至于前边说及的郁达夫先生的“汉奸”嫌疑，后来是因为有日本的郁达夫研究者找到了杀害达夫先生的前日本军人，真相才得以大白天下，被追认为抗日烈士。

　　郁飞现在又在何处呢？他已定居美国，患有老年痴呆症，已不能说话。

　　我这位先辈在文章的后面语重心长地道出了一句感慨“我如果不写出来，谁知道他们呢？”